张五常:从成都学得的创作定律

人文学会2018-11-06 15:26:49


作者: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


四月二十二日从深圳飞成都,准备二十三日在那里讲话。飞机误点三个多小时,抵达成都的宾馆时是晚上了。很累,正想休息一下,招待的朋友说书记先生李春城要造访,倾谈一下。我当然乐意。过了不久李先生及几位朋友进来,大家坐下后,我问: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吗?答曰:是。


李先生说他刚刚读了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不让他继续就滔滔不绝地说这本书。理由是太太在洗手间,没有翻译,恐怕听不懂,拖时间等太太出来。我的普通话是绝技:懂得说,不一定懂得听。理由是浅的:懂得说,因为假设对方懂得听,但对方说时我不能让他假设我懂得听!


后来太太出来了,其实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我就让李先生说。一时间我有奇异的感受。李先生显然是搞思想的,有深度,对经济的感受好。他提出的问题不易响应。当时我实在累,只能简略地答一些,有点忙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小勇告诉我,李春城很大名,受到同事们的敬仰。再后来在成都的所见所闻,知道书记先生名不虚传也。


二十三日下午轮到我正式讲话,有准备的,但讲得不称意,因为多枝强灯射着我,不让我看到听众的面目。历来的经验,是看不到听众的面目一定讲得不好。气氛重要,尤其是没有讲稿在手的。记得一九九八年,弗里德曼到香港,我临时安排他在一个只有五十个座位的课室讲话,站着的听众百多人,呼吸也有问题。弗老讲得好,跟着对我说:气氛好,于是讲得好,讲室不用大,但一定要听众多。我同意,也认为看到听众的面部表情重要。


第一次访成都是一九九三年,带着弗里德曼夫妇及好些朋友去。当时的成都破旧,但有两件值得回忆的事。其一是某天早上,当地政府安排一个女孩在一个地库内表演舞蹈。女孩长得漂亮,演出了不起。光流水逝,想来她今天近四十岁了。愿她青春常在,舞艺依然。其二是当时的四川省长萧秧接见我们时,跟弗老有如下的精彩对话。弗老:「改革像斩老鼠的尾巴,一寸一寸地斩很痛苦,要一次过地斩掉才对。」萧老:「教授呀,我们这只老鼠有多条尾巴,不知要斩哪条才对?」


其后到过成都两三次,每次市容有进步,这次再访,进步大得惊人,成为一个值得留恋一下的大都会了。成都的市政府有计划地推出不少建设项目,论配套,一般搞得好──非常好。这是违反了弗里德曼当年之见:他认为政府策划的发展比不上市场的运作,一般失败。后来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提出异议,因为见到中国不少地区政府推出的建设项目做得好。我指出地区政府是为市场的需求而策划,弄坏了干部要负责。然而,核心问题所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怎会不比市场差,甚或过之呢?这次成都之行我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


首先要说的,因为交易或洽商的费用存在,一些牵涉到多家多户的项目,市场不容易处理。好比我很欣赏的离成都市中心不远的「农家乐」,是市民消闲的好去处,由政府出资把路修好,这里那里粉饰一下,然后鼓励那里的多户农家做点饮食娱乐的小生意。收价甚廉,但农户赚到收入,政府赚到税收,乐也。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成都政府的项目可以做得那么好,于是要求访问有关的知情人士。为此我在成都多留一天,而他们推荐接见我的是常委副市长孙平。又是个了不起的人,五十岁出头,曾经在某大学教过。到孙平的办公室时是下午了,还有其它约会,坐下来我就开门见山,问得尖锐,毫不客气。孙平反应快,有问必答,答得坦白,有如流水行云。


我要知道的只一点:是什么动力驱使政府主理弗里德曼认为是市场才有作为的事,能办得绝对不比市场差?我对孙平提出三个成都的政府项目,问权利的结构。


第一项是那大名鼎鼎的「软件园」,大的,由政府建造,租出去,有些是低租招商,全满,整个「园」雇用员工二万。我问:「你认为软件园是成功的政府投资吗?」以为他会说:「当然!」殊不知他答:「很难说,还要多等多看。」他显然认为财政上该项目还没有打平,而增加就业的间接利益不容易算得准。实事求是,孙平显然认为政府投资的成败准则跟市场的没有两样。跟着谈到的两个项目,孙平认为政府有垄断性质,回报胜于市场是应该的。我认为他只说对一半。那些项目其实没有传统所说的垄断,而是因为交易或洽商费用的存在,政府处理远为容易,说有垄断性质也对。


那两个其它项目是些什么呢?一个是「锦里」,一个是「宽窄巷子」,都是市民的消闲地方,由政府投资,生意滔滔,回报率大有可观也。我认为锦里有些小节失误,只能打八十分;我给宽窄巷子一百分。锦里较为平民化,宽窄巷子档次高,二者属上海的「新天地」那种性质,搞中国的旧文化消闲,从文化品味衡量,都比新天地高,高出相当多。宽窄巷子是我见过的搞旧文化消闲最高明的地方了。


锦里全是新建造的,仿古,近于以假乱真。宽窄巷子以古旧的房子为基础,拆掉六成过于破烂的,由专家指导仿古重建;四成是旧房子翻新。也有十家八家不卖给政府,作为私人拥有,门外说明是私宅。孙平认为锦里及宽窄巷子是成功的政府投资。都是政府建好后租出去。忘记问他锦里的投资收益。宽窄巷子是政府出资五亿,今天的估计值十五亿。我认为拿去国际拍卖,宽窄巷子应该逾二十亿。


孙平说锦里与宽窄巷子是他亲自主理的项目,正中老人家的下怀。是什么动力驱使他那样拚搏,办得比一般市场还要好呢?弗里德曼究竟错在哪里?是奖金吗?是「好处」吗?是回扣吗?是升职吗?这些我问得直截了当,半个弯也没有转。除了有升职的可能,孙平否决其它。我甚至问他自己买房子的钱从哪里来,他答得快,答得我满意。升职作为拚搏的回报当然可能,但无从肯定,有点渺茫,而如果下注失手,怎么办?


在言谈中我突然警觉:如果我是孙平,我也会像他那样拚搏。条件有二。一、项目要有清楚的界定;二、上头要放手让我干。这是说,如果我认为项目是一件创作品,合我心意,我不会计较金钱的回报而尽所能做得好。好比这些日子我用足心机整理自己的作品,金钱回报没有考虑过。要点是一、作品是我的;二、我要怎样整理没有谁管得着。


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是有名的科斯定律,而其中一个含意是权利的交易没有管制。引申到孙平的行为,我们可以说项目的界定与上头放手是一个干部搞创作的先决条件,而个人的回报可以是金钱之外的满足感。另一方面,除非超级富有,市场的参与者一般没有机会主理孙平那种以数亿成本算的项目,也没有那么大的得到政府协助的方便。像孙平那种大创作我没有机会尝试过,想来是紧张刺激的。一个问题还在: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有孙平这种人,开放改革前却没有?不是难题,但非常复杂,读者想想吧。


在成都招待了我们几天的是一个名为陈琳的干部,听说也是一位大项目的创作大方家。谦谦君子,他可没有给我介绍自己的本领。很喜欢这个人,恨不得能早点认识他。参观成都,我们受到的招待是我遇到过最有系统的。不隆重,但次序井然。节目多但分秒不差,有点奇哉怪也。从这些小事可见,成都政府某部门的操作效率奇高也。


别前陈琳午宴,跟着有人拿出纸墨要求我下笔。我想到书记先生李春城,也想到一副由前人诗句组合的对联,很适合今天的成都。当然是恭维的话,但没有夸张,于是在四尺整张的宣纸上写道:


盛世有逢皆乐事

春城无处不飞花


(2010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