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成都诗人

他在新疆2018-11-11 14:56:32



易知难,80年代的成都歌唱女演员,摄影师肖全的好朋友,当时曾经是艺术圈里非常抢眼的一个女子。她经常和另一个女孩子在一起,骑着自行车,穿着长裙,拖着长长的辫子,非常有味道……以她作为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形象代表,料想没什么不恰当。



一个酒瓶子能砸倒多少诗人 —

早晨那人又来,带着他的兄弟

姓氏顿时薄弱一半

完整的宋氏在一座山里布局

那里水土贫穷,河流与杯子都不求满盈

——万夏《客人的一天》

一场大雨刚过,就有人来敲窗子,宋氏两兄弟就站在院子的蔷薇下面,穿身青色的衬衣,脸若一张秋潭静水。那时,我喝酒的三个徒弟,宋炜、罗儿和孙文波,我们正担心李亚伟从酉阳去涪陵的路上,那个怒气冲冲的木匠一手拉了女儿,一手提了斧头满县城找他。我盼望李哥被砍翻之前赶到成都来,和这伙人联手,在过几天的饮者大会上,与全国各地涌来的酒狂一决高下。

这是1985年的6月,成都阴凉潮润的空气里冒着缕缕白烟。宋炜从前是一口酒下去,一张粉白的童子脸就飞红。短短的半年里酒量就直涨到了半斤。这个老幺儿留个山羊胡子,叼着烟撇着一口酒气突然站在了妈妈面前。宋老爸的哮喘老病被气翻了,以断绝父子关系相威胁。炜哥情急之下只得由渠哥打掩护,匆匆搜了一大摞诗稿,连夜离开了沐川清溪沟边的红房子,从乐山大佛脚下沿江而上,像两条饥饿的江豚,嗅着仲夏夜锦江边飘散的酒香溯成都而来。他们的婆婆住在成都的银熙上街,一条老巷子,青幽幽的瓦房,石板路边滑脚的苔藓和裂了缝的木板门。

这条巷子,石光华的奶奶也几十年住在这里,当年宋炜的大哥宋奔和石光华自然就成了小学同班,最后还在川师大中文系的一个班里读书考试扇盒盒,两家俨然成了世交,宋炜称石光华为石大哥。过了一年后,他们发起了霹雳中国的整体主义诗歌运动。又过了许多年,他们成了这辈子誓不相见的冤家。

罗儿叫罗小戎。瘦高个,单眼皮,住在西门那头西安路上的舞蹈学校里。沿这条街道往西不远,就是四川民委(民族团结委员会),这里的地下大厅每晚有五元一张门票的洞洞舞会,三元钱一曲,管你沙爆(浆)。几乎是半个聋子的马松,这两年居然在这个乐队里当鼓手和调音师。

这条街再往西走,就是我年初和陈礼蓉开的“银座咖啡馆”,如果成都有“酒店史”或“夜店史”的话,那可能是成都首家规模在十张桌子以上的卖酒、粉子招待和混充打架杀人的真正咖啡馆。年初的时候,黄贝岭和张真喝翻了,在店里的沙发上躺了一天。

穿过北大街,马路对面就是北巷子。街口是廖亦武哥哥廖亦龙开的“亦龙牙科”医院,整洁而明亮,有四张崭新的弄牙齿的钻床。他们的父亲常来这里帮衬。我和亦龙常常聊天谈家常,在这个不大的诊所里,我听到了这生中可能最伤心的家族故事。

站在北大街口,再往北、往西、往南三个方向,不出三五站路,就分别是胡冬、杨黎和骆耕野的家。

罗儿不写诗(好像也写过,摸了两首出来,被一拨人嘲笑后,脸一红就永远丢弃了)。他对我们的诗歌有两大贡献:舞蹈学校和摇滚乐。罗儿的父母是舞校的老师,他是校图书馆的管理员,一间大房子里就他一个员工和几十架图书和音像资料(我给他介绍去的好多诗人都是新华书店的窃书高手哦)。我最早的齐默曼在肖邦钢琴比赛上获冠军的录音(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那两张黑胶唱片就是在这里借的,好像至今未还。

罗儿是我一生见过的、除欧阳江河之外最狂热的音乐发烧友,器材烧和软件烧都很疯狂。他把阿卡多演奏的帕格尼尼小提琴曲开到巨响,把房门只开一条缝,在门外边,居然抬起头问我,闻到琴弦上松香的味道没有?

他是我80年代初摇滚乐的启蒙老师。他怀旧情,低调,偏执,做一手好菜。宋炜、胡冬、杨黎、孙文波、潘家柱、柏桦等一大群诗人都爱去他那里喝酒,但更深的原因可能是,舞蹈学校里那些来来回回的女学生,都挽着发髻,高挺着又尖又小的胸脯,蹈着仙女的步子从我们面前滑过,个个都是洛丽塔啊!

成都不大,南北只有十公里。你只要拿个尺子,从人民南路广场(现在的天府广场)毛主席像头发上的中分上下划一条线,就是成都标准的中轴线。毛主席朝前送出的五个手指头的方向,就是人民南路。往前走就是锦江大桥(南门大桥),锦江由西向东穿过成都的南边。过锦江大桥往南两站,就是一环路,欧阳江河当文艺干事的省军区和翟永明上班的科分院就在南一环路上。一环路再往东六七站路,就是钟鸣和黎正光的四川工人报社。

沿锦江大桥往东,过新南门大桥(这些桥好熟悉哦,我在小学时候就跳完了,《跳桥》里有详细描述),就是万里桥,杨远宏和何农的省艺校和音乐学院就在岸边。沿河再往东,就是合江亭和九眼桥了——川大和科大,赵野、胡小波、白望那伙人正在这里把大学生诗歌运动搞得风风火火,随时都可以凑一大把饭菜票赞助成都的任何诗歌朗诵会。

往南走五公里,就是南门火车站,这好像是我小学逃学最远的地点了。我参加过当年成都每年一次的冬季越野赛跑。(那时我初中二年级,为了得到一枚纪念章,参加了五公里级别。)从毛主席像前的广场出发,到火车南站刚好五公里,我那时才醒悟,难怪毛主席伸出五个指头,真神啊!

毛主席身后即是正北,往北上五公里,即是成都火车站的北站,是成都最热闹的客运和货运站。孙文波的父亲好像是成都铁路局的一个处长,把在北站靠铁路只有30米的一栋老楼的一套二居室留给了他。我常借宿在这里,杨黎、敬晓东、潘家柱、柏桦常来,我们三天两头提着暖水瓶去打散装啤酒。喝到深夜,一辆火车从窗下驰过,整栋房子轰轰隆隆在响。孙文波打着酒嗝,半醉半醒,居然还能听出是客车还是货车,是满货还是空箱,是朝北京的还是朝昆明的。真的了不起啊。要知道在他妹妹的婚礼上,一小杯葡萄酒就让他栽倒在厕所里差点休克了。我也学了一招,等火车一来就特别猛烈地做爱,把阵仗搞得很大,轰隆隆的你不知是床还是大地在上下摇动。

这是6月下旬的傍晚,锦城的仲夏夜。一场大雨刚过,成都被洗得白白的,香气有些混乱。我家院墙边的那棵桃树上,几颗黄桃胀得鼓囊囊的,使劲从深绿中挤出来,顶端嫣红,悬浮在我的眉心上。窗外的石榴树干上长满了灰白色的介壳虫,但花儿开成了一滴滴被枪弹溅开的鲜血。从二楼望下去,花棚上的蔷薇那浅紫色的花朵铺了一层毯子,搭在二楼崔拐拐和杨三家的窗外。站在这里往右看,即能望到蓝马(王世刚)和刘涛在转轮街的房子。爬不上架子的十里香,在我的窗下猬缩成一团,香气比旁边的栀子和茉莉更尖锐、敏感而透彻。我和宋炜趿着拖鞋,在大门边踢开雨水中散落的无花果,下得桥来。

— 盐市口边上的四大流派 —


石氏居左,王氏居右

欧阳坐南

右边的窗子半开,却无人应答

南边的高墙深宅,中堂破旧不堪

来往日日稀松

——万夏《客人的一天》

1984年夏天,我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毕业,拒绝分配,把户口关系和粮食关系折成一个豆腐块揣进我的屁股兜,回到了成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四川诗歌的各路人马,正逐渐向成都靠拢,并围绕在我所居住的那个盐市口。1986年,我写了一首名为《客人的一天》的诗,其实就是当时当地全景呈现。

我的家住在成都古卧龙桥街,是成都市物资局的单位宿舍,具体范围就是上面我说的盐市口,成都市中心的中心。古卧龙桥街是条不太长不太大的小街,它一边是物资局的宿舍,一边全部是卖吃的馆子。那时候国家刚开始改革,私营小餐馆如雨后春笋,密密麻麻。就我们那条不足200米的小街上,也就是我们家对面,都开着将近十家馆子。由于它们都很小,甚至卫生条件也不到位,我们都叫它们“苍蝇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名词,我一直想以它为名写一部小说。苍蝇馆,想起来,差不多全是闻所未闻的故事。如今成都许多著名的小吃,都曾经在这条街周围开过店子。比如简阳羊肉汤、张鸭子、黄板鸭,又比如青石桥肥肠粉、白家肥肠粉、宜宾荞麦面等。

在我家的右手出去往南,过转轮街就是光华街,当时马松的爷爷就住在这条街的一个清静的四合院里。马松一到成都也住在这里,离我家就几步路,或住我家里,顺便喝台酒拿两个钱,去青白江看女朋友。穿过人民南路,有一条街叫红照壁,胡冬就住这里。我和他是中学同学,一起创办了莽汉流派。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理解,这个盐市口一代也是中国莽汉主义诗歌的发源地。

从我家出来往左拐是青石桥,是成都当时最大的农贸自由市场,现在萎缩成了一个海鲜市场,但依然还在。从青石桥往南走,大概有五分钟的距离,穿过十几家密密麻麻的茶馆,就到了飞龙巷。作为整体主义诗歌的创始人,石光华就住在这条主要是喝茶、卖花、卖兰草、卖鸟和卖金鱼的清雅之地。由于这个原因,整体主义的旗手、天才诗人宋渠、宋炜兄弟以及刘太亨、张渝、席永君、陈瑞生、张孝等也常常出入于这些茶馆和花鸟鱼虫之间,自然让这里成了中国整体主义的发源地。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已经有了两大流派盘踞在盐市口了。

当然这并不是结束,这仅仅是开始。

刚才说了,出我家往右手拐是转轮街,它的距离比去飞龙巷还近,走差不多三分钟就可以看见许多低矮的平房中一栋六层楼的楼房,非非主义理论家蓝马(王世刚)和非非女诗人刘涛夫妇就住在一单元二楼里。当时,非非首席诗人杨黎、小安夫妇,吉木狼格、杨萍夫妇,以及何小竹、尚仲敏、周伦佑等非非高级领导,基本上天天都聚集在这里。作为中国当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之一,以及他们被文学后辈纷纷言传的非非情侣戏,在经历了可遇而不可求的80年代后,真的就成了一个传说。蓝马深居简出,皈依佛祖。周伦佑带着一群乱七八糟的人继续非非。杨黎、小安、何小竹、吉木狼格和刘涛,均已宣布退出非非。他们另立山头,重新创办橡皮文学网站,与更年轻的诗人们乌青、竖、华秋和张羞等一起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废话写作。

离盐市口稍稍远一点的是“四川七君子”,他们当时的主要聚集点是南一环上省军区大院的欧阳江河家和钟鸣在四川工人报的宿舍。欧阳江河、翟永明、孙文波是这个聚集点的主要诗人,柏桦要晚一点,他是1986年才到成都,不过他来了之后,很快就成了这个群体的中心。与上面我所说的莽汉、整体和非非相比,四川七君显然松散得多。即使他们有时候又自称四川五君,他们的结构也依然是松散的。不过作为每一个个体的诗人,张枣、柏桦、欧阳江河、孙文波、翟永明和钟鸣,在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绕不开他们的名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极为重要,其间不乏天才诗人和大诗人。

所以,关于成都的诗歌历史与地图,关于中国的四大诗歌流派,我必须从成都盐市口说起:它现在还在,但已面目全非。每次我回成都,去找古卧龙桥我家那老房子,都要迷路。在一大片贴满玻璃和瓷砖的高楼大厦下面,故乡何在?我一个人站在大马路边上,几乎看不见任何一处与当年诗歌有关的风景。红砂石桥栏的拱桥早没有了,在街边居然用水泥糊了一个仿制桥栏。街上甚至连一棵老树也没有留下。



图说:1986年的张枣、翟永明、欧阳江河在成都。


— 谁来参加诗酒大会?谁是最后输家? —

柴氏,这样的年代多么适合于春天;

青春热情高涨,天天逃跑……

这样的年代又是多么纯洁、多才;

敌人锲而不舍、深入不毛

——宋渠、宋炜《追忆春事》

到了1985年夏天,四川的诗人们已经揉结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最大的诗歌江湖,并且还在无限地蔓延。成都、重庆、南京、上海、北京和东北的诗人,正在以一场诗歌和酒会的名义,向成都靠拢。而这场饮者大会的发起人,就是我和宋炜。

一场大雨刚过,下午4点左右,我还在午睡,宋渠、宋炜兄弟都已站在我的窗下,敲响了我的窗玻璃。我在朦胧中拉开窗帘,看见了他们两张清瘦的脸。《大佛》和《大曰是》的脸,童男的眼镜后闪烁着火锅与酒的深切盼望,让我不得不赶紧起床。

几分钟后,我们在学道街旁边,也就是古卧龙桥街和青石桥交口的右边,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家卖火锅的馆子坐了下来。那个馆子记不起叫啥子名字了,就叫“火锅店”罢。我们三个人兴致勃勃去吃火锅。1985年的时候,重庆火锅就是老灶火锅那种,烧煤球,一只大锅里放着九宫格格,不管你认不认识,大家围着它一起吃,这种看似粗俗的打法,当时在有些装逼的成都还非常稀少。成都很土,吃的还是小锅,像北京涮羊肉的锅,小铜锅,烫得有礼有节,并且文质彬彬。当时是下午5点钟,我们就点了一大桌东西,叫老板出来特别加了料。但那个馆子好差啊,牛油都没有,龟儿子居然给老子加的是一勺猪油、一把花椒粉和辣椒面。

火锅越吃越不舒服,我桌子一拍,突然对宋炜说:妈的,去重庆。宋炜问:去重庆干啥子?我说:去吃一顿地道的火锅唦。宋炜一听,立马搓着双手蹦了起来。而渠哥比较理性,他说他就闪了,去看婆婆。

两个多小时之后,我们抱着一大包卤猪耳朵、卤猪脚、鸭脚板和两瓶春沙老白干,坐上了去重庆的火车。那时火车还没有提速,从成都到重庆需要11个小时。当然11个小时不算远,睡一觉就到了。但车费比较贵,要11元。在1985年,10元可以醉翻一大桌人啊。

让火车自己开一会儿,我先介绍一下我和宋炜策划的诗酒大会。当时在中国诗坛有一件大事,《星星》诗刊搞了一个民选,评出了中国十大青年诗人。北岛、杨炼、舒婷、顾城、叶文福等入选诗人都要过来。这些所谓的青年诗人,其实都不年轻了。里面最小的是顾城,也30岁了。那时因文革十年耽搁,所以国家下文件规定,老、中、青的界定年龄一律减免十岁。即使50岁以下都可以过五.四青年节。我们那时才20出头,作为当时真正的青年诗人,决定同时在成都摆一个巨大的诗酒大会,以欢迎这些风头很大的哥儿们和姐儿们。为此,我们还另外邀请了芒克、多多、唐晓渡、徐敬亚、韩东、于坚、孟浪、张小波、王寅、陈奇奇、郭力家、吕贵品等全国各路诗人,一起把酒言欢。

诗酒大会的方式是这样的,由我们四川选出十个左右最能喝的诗人,与全国各地来的诗人中最能喝的十个诗人比酒。大家坐在一起捉对厮杀,喝一整天,最后看哪边倒下的人多。躺在地下多的算输,硬起的算赢。为此,四川方面(含原来的重庆)准备了我、李亚伟、杨黎、胡冬、蓝马、吉木狼格、马松、翟永明(女诗人代表)、柏桦、石光华、宋炜11个人,以及酒量还可以的第二梯队。外地那些人选没有确定,大致是芒克、杨炼、唐晓渡、张小波、徐敬亚、马高明(啤酒狂人)几个,不知鹿死谁手。



图说:北岛,谢烨,李刚,傅天琳,舒婷,顾城,成都,1986年。参加“星星诗歌节”期间,在成都望江公园聚会。肖全供图。



— 可以吃掉你一个月的工资吗,张枣? —

究竟那是什么人?在外面的声

只可能在外面。你的心地幽深莫测

青苔的井边有棵铁树进了门

为何你不来找我……

——张枣《何人斯》

为了吃顿地道的重庆火锅,我和宋炜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重庆。而与此同时,李亚伟、廖亦武、何小竹、二毛、苟明君、巴铁等人,正从乌江边的涪陵杀奔出来,沿着长江而上,往重庆赶,生怕掉了队。他们和刘太亨一拨人汇合后,坐火车去成都,参加我们的诗酒大会。

到早晨7点钟,我和宋炜喝完了我们带上火车的两瓶春沙,吃完了我们买的卤菜。但那时,我们还没有睡意。想起马上就要吃到地道的重庆火锅,我们简直无法入睡。好在时间不多了,没一会儿,火车已经到了沙坪坝。

沙坪坝的早晨意外的清静,连续找了几家火锅店都没有开门。即使偶然推开一两家的门,也被老板怒气冲冲地赶出来。你们疯都疯了,老板用他们响亮的重庆话吼我和宋炜,一大早跑来吃鸭儿的火锅?后来我们坐了三站路的公共汽车,到了高滩岩第三军医大学刘太亨的寝室,把这个还在睡觉的兄弟伙打醒。听我们说来吃火锅,他也骂我们疯都疯毬啰。

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其实要先经过北碚,然后是沙坪坝,然后才是重庆站。由于现在还早,我们找不到吃火锅的地方,我就对太亨说,我干脆先去烈士墓那边的川外,找张枣。太亨说,那早点回来,亚伟他们可能中午就到了。我说好,晚上一起在火锅店见。

宋炜留在太亨那里补瞌睡,我就一人背个包包,坐上一辆康富来公共汽车,就是谁叫谁停的面包车,去了四川外语学院。康富来这种小公共汽车,在当时的重庆非常风靡,因其方便的服务,很受重庆人喜欢。我以为到川外要好远,结果坐了半个小时,我就到了川外的大门口。今天在中国的西部,许多法官的太太都是学外语的,当年川外和西南政法学院隔壁,中间没有围墙。我在校门口打听到张枣所在的教室,慢慢悠悠就晃了过去。

当时10点过了,我到他教室时他正在上课。我看到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女老师正在那里讲授。张枣真是一个语言天才,也是一个掺粉子的高手。他中学学的是俄语,大学学的是英语,而读研究生他又学的是德语,后来我发现他还会说非常流利的韩语,再加上中国本土的汉语,他会五种语言。当然,他的美女们恐怕不会少于五个民族。

他学德语,我到他们教室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们正在上课。一个德国女老师,叫达赫玛。我记得很清楚,个子高大,白皙。一年以后一场猛烈的师生恋,就把这个女老师搁平了,变成了张太太。1987年他们结婚,移民德国,十多年后他才回国来,一个头有些秃的黑胖子,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们当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我们的联系就是通信。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信都不通,直接敲门。门一开,我说我是某某,对方就会请你喝酒。而如果对方没在,就在他的门上贴张留言,说明天再来找他。那真是一个江湖的时代,大家通讯不方便,但感情反而很深。哪像现在,各种各样的礼数,人模狗样的疏远多了。

后来张枣回忆,常常唠叨说那顿饭把他一个月的工资都吃完了。他那时是带薪读研究生,一个月工资大概是20多块钱。在十块就可以醉翻一大桌的当时,我和他两三个人一顿就吃完一个研究生的工资,的确不简单。我记得当时我们吃了一条鱼,好大的鱼,还有一大桌菜,确实搞得很奢侈。叫了两个他的男女同学,就在他们学校和政法学院中间的一个馆子里,搞了一桌。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是1985年,很铺张,张枣还要喝红酒,通化葡萄酒,四五元一瓶。他来一瓶红酒,我就来一瓶白酒。这让我一直很歉疚。1987年他离开中国之前,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自己口袋好紧张,快过不去了,我赶忙凑了50块汇去,反过来让他感动了一辈子。哦,搞忘了一个细节。我记得我那时很土。为啥子呢?张枣回忆说,上菜时,我让老板把味精瓶子拿来,要多撒点味精。而张枣很洋盘,我喝白酒,他喝红酒。他一瓶红酒喝完,然后还要喝点啤酒。红酒白酒啤酒,三盅全会,那个时候太霸道了。


喝完过后大概2点多,我说我要走了,张枣一定要我去他的宿舍,一间典型的邋里邋遢的学生窝,充满了一个月不洗的脚的臭味。有两张床,床单上有打手虫留下的斑斑污迹。张枣拿了几首新写的诗给我看。其中就有一首令人震惊的《镜中》:“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当时我想不通,这间房子里怎么会诞生这样纯净美丽的句子呢。

他还一直给我推荐一个人,要带我去见他,说离这儿很近。过了一个阴森森的军工厂,果然,他大喊一声,工厂的铁门呀地打开,一个儒雅的帅哥就站在厂门口。傅维(又叫漆维)!万夏!张枣笑嘻嘻地为我们作了介绍。我记得傅维当时告诉我,他明天就去成都了,在川大读研究生。我很高兴,蹬在路边就把我家的地址写给他,并不停地说,成都又多了一个酒哥们。

张枣说,明天他也要去成都。

— 柏桦的烟灰缸 —

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

我们谈了许多话,走了许多路

接着是彻底不眠的激动

哦,太遥远了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这一切全是为了另外一些季节的幽独

——柏桦《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西南农学院在北碚,就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边上,北碚往沙坪坝西。告别了张枣和傅维,我带着三分酒意,去了柏桦的家。在那里,诗歌大师好像正在和太太闹离婚。

我和柏桦坐在他的家里,我坐在床边,他坐在一张藤椅上,我们中间是张写字台。他小心翼翼地抽着烟,同样小心翼翼地谈论着诗歌和彼此相熟的人。柏桦在谈论诗歌时用词怪僻,谈论熟人时表达热切,而他掸烟灰的烟灰缸却很深奥,那就是一个小小的药瓶子盖盖,小得不足以放下两个烟头。也就是这个掸烟灰的盖子,让他的烟灰掸得紧张、完美。我刚坐下时,不注意将烟灰掸在了盖子外,柏桦赶紧站起身,用一只手将烟灰一点一点地从桌子上抹下来,另一只手在桌边接住,再小心抖进黑色的药瓶盖。

由于我到柏桦家时,就已经快5点了,所以没有说几句话,他就开始不停地看挂在墙上的钟。我发现了,问他有事啊?他说没什么,我们出去喝酒吧,再坐陈元锦就回来了。听他一说,顿时觉得紧张,赶紧站起和他往外走。那是西南农业大学的黄昏,许多衣衫补丁的大学生,把学校搞得像赶场。

突然柏桦的头埋得很低,步子使劲往旁边上走,仿佛想躲避迎面过来的什么东西。我抬眼往前看,一个清秀的戴着眼镜的年轻女人正迎面向我们走来。她的气质与旁边的学生有很大的区别,白净净的,完全是一个知识型美女。和我们擦肩而过时,我感觉她要停下,但却没有,只是略微一顿就继续往我们身后而去。凭我的直觉,我觉得她应该是和柏桦有关系的人,是他的太太。当我们又往前面走了几步后,放松了些的柏桦告诉我,刚才那女人就是陈元锦。即使这样,我依然惊讶得紧。

柏桦当时在西农教书,他的太太也在西农教书。作为一个热爱诗人的美人,她对已经快30岁而依然没有出名的柏桦有点失去了耐心。作为一个天才诗人,当时的柏桦已经写出了《表达》、《悬崖》等不朽诗篇,但中国的读者群和评论界却还在为北岛等人的出现而激烈地争执。那些掌握话语权的官方诗人,也就是那些主持全国十几个文学杂志的主编和作协会员们,集体说诗写得朦朦胧胧的看毬不懂,拼命证明自己弱智,是小儿科。而这样的争论仿佛让柏桦怀疑自己的春天到底还能不能到来。天才都很敏感和脆弱,柏桦更甚。

忠忠那年在西农边上开了个小馆子(20多年了还在传承衣钵,在北京开了好几家“石忠汤”)。西师的郑单衣来了,刚毕业,恋栈不去。

酒一上桌,柏桦状态一转,谈锋越发机智而颇有见解。这些见解一如他的诗歌,往往出人意料,引人思考。但随着酒意深入,他的言谈开始少了机智而多了愤怒。对于这种愤怒,我曾经觉得他的境界有点问题。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我现在反而觉得我有点假。一个婚姻出了问题、工作又不顺、理想和现实也非常冲突的人,没有愤怒那才真不对。何况是诗人,他敏感的神经需要绷得比别人更紧,从与他人的平淡交往中感觉出不同的诗意。

几个月之后,柏桦离开了重庆,也离开了他的太太和家庭,只身来到成都读研究生。那段日子里他沉迷酒桌,渴望爱情,身心与诗歌愈加尖锐,这种近似癫狂的气质影响了很大一批人。但是这样的生活也许并不是他需要的生活,可是他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又过了两年,他突然告别成都,去了南京,在南京农业大学教英语,从此人生态度低调而熟稔。三年后,再次回到成都,在大学做教授至今。有着深厚古典文化底蕴的江南,为他的心灵提供了适当的保护和滋润,让他诗歌与身心坦荡,写出了《在清朝》这样的杰作。

几碗酒下去,镜片后的眼睛,红彤彤地迷茫发虚,泪光闪闪。柏桦说,我明天也去成都吧,顺便到川大看看读研究生的事。

— 宋炜的破处酒 —

那些日子他全身的零件都是叛徒

那些日子他光怪陆离的肉体是无底洞

——马松《空虚》

离开柏桦、郑单衣和周忠陵,我已经有点累了。从昨天下午5点在成都学道街的烂火锅店开始,后和宋炜坐火车到重庆,我不仅几乎没有合过眼,还至少喝了四台酒。学道街和宋渠、宋炜兄弟,火车上就算流动的酒桌一台(其实我和宋炜一人喝了一瓶,还整整喝了十个小时),中午和张枣,晚上和柏桦,算起来差不多28小时内至少干掉了三斤白酒,那阵子真的年轻气盛啊!时间成了我们最大的奢侈品,而美酒、梦想、银子、诗歌和女孩子统统不够用。22岁的青春。

好在北碚到沙坪坝比较远,需要一个半小时。上车时我就告诉售票员,我说很疲倦,要睡觉,希望到了站喊一声。她爽快答应了我,让我安心地睡了非常舒服的一个半小时,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半小时。如果没有这一个半小时,我发现我要死。

到了高滩岩,售票员把我喊醒。我不情愿地从美梦中爬起来,迷迷糊糊下了车,摇摇晃晃地拐过几个坡坡,爬过几道坎坎,就到刘太亨寝室的楼下。一路很短,但几次差点摔倒。想起宋炜所言,重庆就是个大农村,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上坡下坎,沟沟弯弯之类。细一思之,然。

我知道刘太亨没有在寝室里,我知道他们一大群人肯定正在火锅店里大口吃肉、大碗喝白酒,但我依然得先去刘太亨的寝室,看他们给我留的条子,并按着这个指向酒桌的指南针去找他们快活的地方。果然,当我到了刘太亨的寝室,门关得死死的。我站在门前,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就看见由宋炜亲自给我的留言贴在门上。

宋炜的留言告诉我的第一个信息是,我必须去,即使晚到天亮了我也必须去,否则以李亚伟为首的二十几个哥们会用酒把我淹死。而他的留言的第二个信息才真让我脑袋大——必须重新回到沙坪坝,然后去汉渝路(我记不清了),面对一排洞洞火锅从左往右数,他们就在第七个洞洞里。而他的留言的第三条信息是,他们已经在这第七个洞洞里吃了大半天,那些毛肚、鸭肠和鳝鱼简直就不摆了。

我看了宋炜的留言,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个18岁就举世闻名的诗歌天才,在我们结识后才学会喝酒和说怪话。而对于美女,却只会口淫,撒的是童子尿,可做药引子。

宋炜从小和渠哥通晓神仙方术,迷恋形而上、古汉语和气功,才华横溢,实乃四川诗坛一奇人(两兄弟合为一人)。不过在生活中,他颇有程朱遗味,加之偏居小县,家教严格,自然为人耽于拘谨。这一毛病害他直到年近30岁才破男处,我们几个还专门喝了一台破处酒,其浪漫风格立马比莽汉李亚伟和马松有过之,而无不及。

— 洞洞里的中文系 —

请你把我称一下,看够不够份

请你把我从漏斗里灌进瓶子

请你把我温一下

好冷的天气

像是从前的一个什么日子

——李亚伟《酒巷》

重庆是著名的山城,抗战时期民国政府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完全是看起了它的地理特质。对于二战时期的日本空军,重庆的大雾以及蜿蜒群山,自然是政府最好的防空力量。在这些蜿蜒的群山下面其实就是道路与民居,人们就在这样的山边挖了许许多多的洞洞,日本飞机一来,纷纷就近躲到里头。后来,二战胜利了,这些洞洞就一直闲置在那里。再后来,全民皆兵,这些洞洞就成了备战备荒的人防工程。再再后来,斗转星移,重庆的这些洞洞也迎来了改革开放,被选为办火锅店的最好地方。遥想火锅当年,沿江而烫,麻辣酸甜、杂烩烂菜一锅煮完,实在是山城特色。

好不容易,我终于在一排排洞洞中,找到第七个洞洞。一走进去,完全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洞洞是重庆众多洞洞中最普通的洞洞,里面有四个固定在洞中的灶台,每个灶台上架有一口大铁锅,铁锅用铁皮分为九宫格。灶台的四边,各摆一张可坐三人的长板凳。烫火锅的人,坐在板凳上,守着大锅中自己的一格。

我进去后,立马被卷入人浪、热浪、酒浪和火锅麻辣浪以及汗臭浪之中。放眼望去,洞中四台老灶已经围满了嘻哈之徒与饕餮之士,一个个赤身裸体,或烫着毛肚,或吃着鸭肠,或举着酒碗,或正在挥手划拳。感觉像《智取威虎山》中土匪山洞里的百鸡宴,几乎听不到诗歌或人生的话题。可以肯定地说,洞中之人皆醉,洞中之人个个快活赛神仙。

突然,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转头一看,笑嘻嘻的李亚伟端着酒碗站在身后。

你发啥子瓜呢?他问我。

尚未等我说话,他手里的酒碗已经递到我的眼前。一家一半。他继续说。

那是满满的一碗酒,土巴碗里的烂苕干差不多有七八两。我接过碗,二话没说,举头就是一口。当我重新抬起头,把碗递回他时,满满的一碗酒已经只剩一小半。

咋学会了多吃多占。亚伟说,然后接过酒碗,把剩下的一干而尽。

我和李亚伟是大学同学,我们一起喝酒、写诗、打架、追丝厂纱妹儿有四年之久。后来他回了老家到酉阳县的丁市教书。我们虽然三天两头通信,谈诗论酒,但实在难解思念之情。看着笑嘻嘻站在我面前的好兄弟、铁哥儿们,这个正在因《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而走红中国的老同学,狗日的总觉得有啥子地方不像。

旁边突然出现两个个子稍矮点的眼镜,他们一人端着一碗酒,分别站在亚伟的左右。一个眼镜微微有点胖,一个眼镜却很瘦。经亚伟介绍,瘦的眼镜是梁乐,胖的眼镜是二毛。我哈哈大笑,嘴里不停地说好。作为莽汉前辈,看见两个莽汉新秀,自然高兴。两个人,一人和我喝半碗,我还没有吃到一根鸭肠,已经大半斤酒下肚。

后来我和亚伟在太亨旁边坐下,太亨的旁边还坐着一个清瘦的帅哥,叫李元胜。我们握手,然后碰碗。太亨说,洞洞里面都是我们的人。我说看得出来,都像疯子,写诗的。正闲谈,忽听一尖利的声音破空而出,一个长发清瘦的男子站在洞洞最里面的地方,疯癫癫地大喊我的名字:

万夏,万夏,哪个是万夏?过来喝酒。

太亨把头偏在我的耳边,对我说:这个娃儿叫潘家柱。

— 从乌江上来的夜航船 —

当白日的缆绳从手腕上脱落

水晶的船队穿梭于脚下

你知道哪一条驶向母亲的港口?

——廖亦武《幻城

已到凌晨3点,几乎每一个人都醉了。只是有的醉得轻一点,有的醉得重一点,有的发了酒疯被人架走,有的趴在灶台边睡得鼾声如雷。当然也有没有醉的,比如我和亚伟。我悄悄对亚伟说,我先射了,得去解放碑与廖亦武和何小竹聚会,这帮人马上就要下船,你把大家照顾一下。

廖亦武以前在成都,住在西门车站那一带。他们那一带也非常牛,属于成都先锋诗歌的又一联络点。除廖亦武外,住在那一带的还有杨黎(新二村)、孙文波(铁路新村)和朦胧诗人骆耕野(西二道街)。特别是杨黎的新二村,几乎是成都先锋诗歌第二接待站。

廖亦武的出现介乎先锋和官方之间,他的诗首先在《星星》发表,然后才与四川先锋诗歌接触,并成为先锋诗歌的重要一员。在四川,这样的诗人还很有一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石光华和周伦佑。一开始,他们都是在《星星》发表作品并走入所谓的诗坛,然后再转向先锋,并分别成为整体主义和非非主义的创始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二代半。

后来廖亦武因为爱情,调到了涪陵文化馆工作。当时涪陵是四川的一个地区,现在是重庆的一个区。另一个非非诗人何小竹也是涪陵的,在涪陵地区歌舞团工作。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工作单位,曾经在诗歌圈子里造成许多误会,大家以为他是一个美女诗人。

在80年代先锋诗歌中,涪陵的地位仅次于成都,远远在重庆之上。除了涪陵的廖亦武和何小竹外,还有涪陵下辖酉阳县,这地方从前出土匪,现在出诗人。亚伟、二毛、苟明君、冉云飞、冉子健、梁乐等人,也有当时著名评论家巴铁。1990年廖亦武因事变离开了诗坛。还有巴铁,这个颇有才华的党校老师,也彻底放弃了诗歌研究与写作。

朝天门码头已经很安静,即使四处都躺着呼呼入睡的等船人,打眼望去,它依然那样安静。我们选择了一个靠江的位子,就着一包花生,慢慢地喝着酒。这花生和白酒,都是我从洞洞火锅店带出来的。1980年代中期,凌晨4、5点钟在重庆的朝天门应该买不到东西吃,自然更买不到酒喝。我为我的先见之明而崇拜我自己。江风吹来,真巴适。

我有一个朋友王红,在涪陵下属丰都文化馆工作,与廖亦武他们属于一个系统,也属于朋友。前几天她告诉我,她和廖亦武、何小竹、苟明君等将坐船到重庆,然后再坐早晨的火车去成都,参加我们的诗酒大会。日期就是今天,准确说就是两个小时之后。

早晨7点,东方发白,他们的轮船准时靠岸。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把廖亦武、何小竹、苟明君好一个惊喜。而我的朋友王红假装着惊喜,悄悄告诉我,她知道我会来。我问为什么?她说,我把时间地点写那么清楚,你不来我不是白写了。

对于80年代的先锋诗人,我认为她说的完全正确。

— 我们的火车能到天堂吗? —

这就是我张开手指所要叙说的事

那洞窟不会在今夜关闭。明天夜晚也不会关闭

——马松《空虚》

早晨8点,我和廖亦武、何小竹、苟明君与王红一起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火车开后,我告诉他们,下一站李亚伟他们要上来。他们不信。我说真的,再下一站柏桦、张枣也要上来。苟明君说:对啊,下一站是沙坪坝,再下一站是北碚。

大家兴奋起来,仿佛这是一辆开往天堂的列车,至少它是开往酒坛子和诗歌意象的。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和网络,人与人的交往看上去没有那么方便,但却多了许多邂逅,以及因之产生的惊喜。特别是在火车上。比如你一个人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你一个人,寂寞地坐着,旁边突然出现一个认识的美女,你想结果将是怎样?你们曾经认识,但你们并没有好感,但在这漫长的旅途之后,你们也许已是情侣。

火车到了沙坪坝,我赶紧打开窗户,对着下面的人群乱喊乱叫。其实我并没有看见宋炜他们,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下面。果不其然,我乱喊乱叫没有几下,就得到了下面的响应。几分钟后,李亚伟、宋炜、二毛、刘太亨、梁乐、潘家柱和张渝等就冲了上来。他们一上来,啥子酒啊、甜皮鸭啊、手撕鸡啊、口水鸡啊,立马就摆了两桌。

我对宋炜说:你们是第一批,一会儿还有好多。

宋炜问:你说柏桦他们?

我说不仅。我说不仅时其实并不知道还有谁要上这趟火车,但我预感沿途将会有不少的人陆陆续续上来。多年后,在北京凯宾斯基喝啤酒,我就对杨黎说:其实第三代诗人,我们的本质就是快活。金斯堡的火车是开往地狱的,而我们的火车必须开往天堂。

即使海子,我想,他应该是我不同时间里遇见不同的人。

所有的第三代诗人都是快活的,至少是在那辆去成都的列车上。宋炜和廖亦武,何小竹和李亚伟,苟明君和刘太亨,我和王红。我们划拳、喝酒,偶尔还唱歌。王红突然说,要是有吉他就好了。而她话音刚落,火车就到了北碚,吉他就上来了。和吉他一起上来的是柏桦、张枣、傅维、郑单衣,吉他是傅维的,还带着一大堆乱七八糟吃的和大叠大叠的油印诗刊。

宋炜拿着一本由何小竹、李亚伟、廖亦武编印的《中国当代实验诗歌》,斜靠在座位上翻阅着。这是四川诗坛编印的第二本先锋诗刊,第一本是由我、杨黎和赵野编印的《现代主义同盟》(后因故改为《现代诗·内部资料》(想一想,现代诗居然还只能是内部交流,那时四川的诗歌环境是多么恶劣啊!)。这两本属于团结性的诗集,以四川为主,包含了全国各地的先锋诗人。海子有两首分别入选这两本集子,并且成为其中重要栏目的名字。一首是《亚洲铜》,一首是《源头与鸟》。这让海子非常好奇和欣慰,他利用假期,专门到四川来,将这些诗集里诗人的名字与活生生的人联系在一起。只是四川的快活和激情不仅没能改变他的结局,却让他更困惑了。

列车继续往前开,下面到了隆昌,我的预感实现了。我先看见瘦高的王琪博,带着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一样的人,继而看见杨远宏,还有冯林和赵毅。冯林是隆昌人,王琪博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中国大学生诗派的第三号人物。他看见李亚伟,就抓着打听尚仲敏和燕晓东的下落。而他说的尚仲敏和燕晓东,就分别是这个流派的老大和老二。原来他们几个混火车去成都,路上走散了,那两个被售票员赶下了火车。亚伟把王琪博按在位置上坐下,说:喝酒,喝酒,找他们干鸡毛?

火车继续开,奇迹也不断出现。在内江,王琪博走散的兄弟尚仲敏和燕晓东也上来了,抱着一摞“大学生诗报”。他们本来在另一个车厢,听说这边有一群诗人,就走了过来。见到这么一大群朋友,立马加入酒局,并和老同志杨远宏干起了嘴仗。

下一站还有没有?宋炜号称半仙,对我的预言不得不佩服。我说:还有。宋炜问:那是谁?我说:我又不是半仙,我知道锤子。但我知道肯定还有。我补充。

过了内江,就等于走了一半。那个时候,重庆还没有直辖,四川有两个大城市,而内江就在这两个大城市之间。它的特点是产甘蔗,俗称甜城。在我们庸俗的想象中,甜与女性有关,所以我们莫名其妙地认为,内江一定美女如云。

后来还有好多人上了车,几乎每到一个站都会有参加诗酒大会的人上来。在内江,黎正光上来了,这个正在徒步考察长江的史诗派诗人,一上来就和大学生诗派的尚仲敏争吵起来。黑白分明的诗歌观念,让老同志和年轻人互相看毬不惯。

好在那个时候火车的声音非常大,让他们的争吵显得很累很不清楚。

资阳到了。恍惚中,有人在我肩头拍了一下,原来是赵野和胡小波。这两个四川大学的大学生诗人,正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很奇怪,问他们咋个在资阳上车?赵野说,胡小波是资阳人,他们去他家耍了一趟,所以就从资阳上了车。

我和赵胡二人认识很早,这两个成都大学生诗歌圈子里的大小舵爷,一起搞过许多诗歌活动。特别是在年初成立四川青年诗协时,还一起联手,让周伦佑等老同志败选收场。作为大学生诗人,他们与尚仲敏他们的大学生诗派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尚仲敏他们的诗派是以韩东、于坚为旗手的话,那么赵野、胡小波他们的大学生诗歌就是以欧阳江河和柏桦为领袖。四川三拨大学生诗歌群体,重庆一拨,成都一拨,另外是南充一拨,各自有各自的追求。我和李亚伟、马松、胡玉和王建军是南充一拨,我们以南充丝妹为师。


— 午夜的成都装得下多少诗人 —

对于你来说

我便是怪客

——杨黎《怪客》

火车到成都,已是夕阳西下,浩浩荡荡的诗酒队伍从火车站鱼贯而出,在车站广场上,就差打个横幅标语:“四川,雄起”。出了车站,立马分为三队而行。柏桦、张枣、傅维、郑单衣、杨远宏、廖亦武、潘家柱、赵野和胡小波去了钟鸣家,欧阳江河、孙文波、翟永明都已在那里喝着咖啡和张裕白兰地等着。宋炜、刘太亨、张渝去了石光华家,宋渠、席永军、瑞生、张孝在一桌冬瓜连锅子边等他们。何小竹、尚仲敏、燕晓东、苟明君去了蓝马和刘涛的家,杨黎、小安用塑料桶提来的西昌苞谷酒,和从西昌来的周伦佑、吉木狼格、杨萍、文康已经喝起了。而李亚伟、二毛、王琪博、梁乐等,跟着我去了家里,我想胡冬和马松肯定也已经在我家对面的苍蝇馆里点了大刀耳片和折耳根拌胡豆,八毛钱一斤的陈色酒用碗喝。我和大家握手送别,并叮嘱每一个人明晚八点来古卧龙桥街相聚。我说一定好,全国各地的哥儿们可能都来了。

古卧龙桥街就是我家门口那条街,它密密麻麻开着八九家苍蝇馆。我和亚伟一群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胡冬喊我。原来他和马松、陈东已经在那里吃了大半天了,一边喝一边等我们。

亚伟和胡冬这是第一次见面,两个莽汉在我郑重介绍下,像介绍两个大人物,握手、拥抱,并说起了客气话。不仅如此,二毛莽汉、梁乐莽汉也是第一次见胡冬,他们在亚伟的介绍下,也分别和胡冬握了手。莽汉们在一起,居然使用的是文质彬彬的外交礼节,多怪异啊。胡冬说,几个莽汉咋都戴眼镜呢?

我们慢慢预热,半天才亢奋起来,决定立马大喝一台,算是莽汉兄弟的聚义之酒。从大学四年级开始搞莽汉诗歌,大伙还没有认真坐在一起好好喝一台酒呢。

正说着,一队人马走了过来。为首一人粗短矮胖,挺了个肚子,走起路来旁若无人。他的后面跟着两个瘦高个,一人长发飘逸(吉木狼格),一人满脸胡须竖立(蓝马)。在他们后面稍远一点,三五个女子叽叽喳喳、打打闹闹。我哈哈一笑,对亚伟说:你看,杨胖子(杨黎)他们过来了。

那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哦,真爱、偏执、勇敢,小小的古卧龙桥街上一家苍蝇馆里,中国当代最大的两个流派非非和莽汉坐了下来。老板与小二齐上,为我们打酒端菜。在酒菜尚未上齐之时,我和杨黎分别介绍了自己这方的陌生人。何小竹、尚仲敏,我们在火车上已经认识。马松、胡冬和我,杨黎早就喝过好多台酒。而周伦佑、蓝马、吉木狼格和小安、刘涛、文雪、李娟、杨萍等诗歌美女,都是初次相见,自然应该是好大一台猛喝。

我和杨黎早就想比赛喝酒。杨黎认为莽汉喝不过非非。非非人多,是当时四川最大流派。而莽汉人最少,不过每一个都在半斤八两以上。其中我和亚伟要多一点,马松和胡冬紧随其后,二毛与梁乐稍弱,但也比非非一大半人厉害。

但杨黎不这样认为,他说蓝马和吉木狼格要比我和亚伟强,他们每一个都是一斤以上的量。而小安和杨萍绝对不输马松和胡冬。至于他自己,随便找一个人联手,也可以把二毛和梁乐丢翻。照他这样说,莽汉仿佛已经输给了非非。

其实莽汉和非非以及整体主义非常纠结,关系亲密而又复杂。杨黎号称莽汉第一朋友,和我一起创办过四川青年诗人协会和地下刊物《现代诗》。而李亚伟、二毛均参与过非非,是这个流派中非常重要的成员。何小竹在涪陵的主要朋友就是二毛和亚伟。作为老乡,他在每次的讲演和诗会上,都要朗读莽汉的作品,并因之赢得哈哈的掌声。我和宋炜、石光华的关系最好。作为朋友,我与四川先锋诗人交往最早的也就是非非的杨黎。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非非。



图说:北岛,成都,1986年。参加“星星诗歌节”期间,在成都望江公园留影。肖全供图。


— 杨黎的亲人们 —

每个纸上的夜晚不在纸上停留

每个星球上的姑娘都要飞出

从我的窗口,不止我的窗口

每只酒瓶都有它的重量,都要落地

——韩东《吉祥的老虎》

那天的事情非常奇怪,比如莽汉和非非的比酒刚刚开始就结束了。这看上去像一个比喻(莽汉特别喜欢使用比喻而非非坚决反对使用比喻),因为就在这时,中国另一支非常牛逼的诗歌队伍突然降临古卧龙桥街的某一家苍蝇馆。就在我们苍蝇馆的隔壁(因为我们这家已经实在挤不下了)。一些普通话,打破了我们纯粹的川音世界。

在我们隔壁的馆子,比我们的馆子更小的苍蝇馆,坐着韩东、于坚、丁当、小海、于小伟、小君、贺奕、朱朱、周墙、刘春、王寅和孟浪。这些主要来自南京和上海的诗人(个别为云南、西安和上海),创办了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他们》以及同名的诗歌流派。作为诗歌流派,他们与莽汉、非非一起,推动了中国诗歌的第三代人运动,并完成了中国诗歌由文言、半文言写作向现代汉语写作暨口语写作的过渡和发展,成绩斐然。

1985年的春天我去过南京,正如诗人柏桦所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与四川诗人相比,南京的诗人个个都比较文雅。即使客居南京的四川诗人覃贤茂,其个人风格也难得的倾近风雅。我与他们交往,仿佛拳入棉花。只有谈到诗歌时,韩东、小海这些风雅之人,才显露出他们的直率、坚决和豪迈。就连时任韩东夫人的小君,也意气风发。

我那次出游以诗歌交流为主,除了南京,还去了上海。回成都时,我带回了许多当时的地下刊物,其中有《他们》、《大陆》、《海上》等。这些刊物对当时比较闭塞的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对杨黎。作为《怪客》的作者,面对四川汹涌的史诗潮流,杨黎自然有点孤独。看见于坚、韩东等人的作品,他告诉我,他看见了亲人。

不仅如此,韩东与小君的身份也让杨黎羡慕。这种羡慕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而且直接落实到行动中。当年秋天,他在刘太亨那里发现了刚刚写诗的安学蓉,立马大发神勇,将我军纯洁的白衣天使揽入怀中。火速结婚后,他为自己的妻子取了一个非常小君的名字叫小安。后来韩东和小君离婚了,杨黎和小安也离婚了。所不同的是,杨黎和小安有一个儿子叫杨又黎。


— 一群马队穿过午夜的广场 —

晚餐一直持续到我的垂暮之年。

不会再有早晨了。……

我已替亡灵付账。

不会再有早晨了,也不会再有昨夜。

——欧阳江河《晚餐》

韩东他们刚坐下不久,宋炜、石光华他们也来了。古卧龙桥街上,诗歌的空气越来越密。七个苍蝇馆,已经坐满了三四个。我又有一个预感,过一会儿,还会有好多人要坐满剩下的另外几个馆子。我悄悄过去,给酒馆的老板商量,请他们别忙关门并多准备些水酒和凉菜、卤菜,给诗人们吃好点。诗人,特别是先锋诗人,他们天生就不喜欢被安排,既然已经到了成都谁还能让他们等到明天?我明白,所谓的诗酒大会,在这个晚上就已经开始了。

是这样的,在那个诗人们都年轻的时代,荷尔蒙和酒精让我们静不下来。

我刚刚与老板商量妥当,满头华发的芒克就空降了。他和马高明、大仙、俞心樵一起来的。这显然是已经喝醉了的几个人,偏偏倒倒,一走近古卧龙桥街就大声喊我的名字。我飞快跑出去,赶紧把他们安顿在我们右手边那家馆子里,并让李亚伟和二毛去陪他们喝酒。

芒克说:北岛、杨炼和顾城他们正在路上呢!

那时已是深夜,我突然想起欧阳江河的一首诗,一群马队正穿过午夜的广场。“它们杂乱的脚步,有着统一的步伐”。差不多六七十人吧,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人,昼伏夜行的人,这个时代最牛逼的诗人,正在穿过成都古城的广场和迷乱的巷子。

多年以来,我对成都的印象是这个城市没有安静的时候。在成都,一天到晚都有人在喝酒,在炒回锅肉,在打麻将,在煽合盒或者在掺粉子。如果硬要说它啥子时候清静,那就只有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对于一个很少看见日出的城市,这相当准确。

杨炼那个时候很喜欢来成都,而北岛来得比较少,他喜欢去重庆,与柏桦关系特殊。那时杨炼的史诗风头很劲,他和四川诗人骆耕野关系密切,后来和欧阳江河、翟永明交往也很深,其史诗的诗歌观念还影响了宋渠、宋炜、石光华、廖亦武、黎正光等人。当然也有反对的。杨黎、李亚伟、胡冬、吉木狼格、何小竹等人,对杨炼的诗歌与诗歌观念就特别反对。他们的反对以及他们的努力,最终影响了一大群更年青的诗人。


北岛来了,舒婷来了,顾城来了,徐敬亚和王小妮夫妇也来了。陪伴他们的是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张枣、孙文波、钟鸣、向以鲜、赵野、胡小波和唐丹鸿。杨炼也来了,陪伴他的是骆耕野。整个古卧龙桥街七八家苍蝇馆,被坐得满满的。

骆耕野曾经和杨炼、江河一起搞现代史诗,他是我们四川先锋诗歌的老大,但是他没有珍惜大家对他的好。为了他的烂生意,把四川诗人都得罪光了。我记得他曾经对四川诗人有一个评价,非常好耍。他说欧阳江河的诗是哲学的肉化,说宋炜是现代大赋,说杨黎是假叙事,说我和李亚伟是模仿金斯堡。那也是一个夜晚,成都西二道街,我们在他的家里。

— 他们都是些啥子人? —

你们,给我的印象深极啦!

——刘涛 《阿维尼翁》

大家喝着,一个苍蝇馆老板来到我的面前,神秘地问我:这都是些啥子人?

是啊,这都是些啥子人?他们,以及在此之前就已经到了的于坚、韩东、张小波这些人,以及四川的宋炜、李亚伟、杨黎……这些坐满一条街的七八十人,他们究竟是啥子人呢?我问自己。

成都的诗歌与其他所有地方的诗歌都不一样,它有一种罕见的对立性,并彼此达到惊人的高度。欧阳江河与李亚伟的对立,思诗的修辞炫技与身体的想象暴力构成了今天中国诗歌的标杆,一直高高无人可及。柏桦与杨黎、张枣与宋炜的对立,可为的语言与无为的语言各自扬长而去,导致世界诗歌价值重新确立,继往开来,影响好大一群。而小安与翟永明的对立,两个女人的温柔差异与秘密统一,深入与灿烂,常常感动我这个不易感动的男性读者。

不仅如此,石光华、马松、吉木狼格、何小竹、廖亦武、赵野、钟鸣、周伦佑、蓝马等人,其诗其文,均自成一格,成为成都这个城市与时代的宝贵财富。他们现在主要聚集在成都宽窄巷子,吃李亚伟的香积厨、胡小波和石光华的上席,喝翟永明和王敏的白夜、文康的芳邻旧事,以及吉木狼格和杨黎最喜欢的小房子。白天睡懒觉,晚上不睡觉,偶尔下午出太阳,纷纷吆喝,到露天茶铺打牌下棋,不与时代同步,拒接可持续性发展。哈哈,妙哉,拿酒来!

1985年仲夏的一个夜晚,我以诗酒的名义把中国先锋诗人们聚集在一起。这也许是一场梦,一首诗,也许是几回武侠演义。多年之后,这个古卧龙桥街已经拆除,虽然它的名字还在,却已经找不到它的影子了。但只要翻开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它的一砖一瓦都历历在目。无论从大历史还是小历史、从正史还是野史看,未来能够被世界更多说到的成都,只会是第三代人的诗歌。它不仅是这座城市的福气,更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幸运。



原载《天南》,一份值得被记住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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